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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颖和她家人的风雨人生路

【信息时间: 2016-8-2   阅读次数: 】 【打印】【关闭】  

 

走上革命路


  我是浙江温州平阳人,张颖是江苏南通通州人。为革命,我们都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我们相识在革命队伍里。是革命,让我们走到一起,成为终身伴侣。
  关于张颖的家乡、张颖的家人、张颖的童年以及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我都是认识她后陆陆续续听她讲的。老了,孩子们动员她写回忆录。2005年住在北京儿子家,她口述,儿子打开电脑一段段为她记。可惜她老年认知障碍发展得太快,只留下未能了结的一段。
  张颖的老家位于长江下游北岸、黄海之滨的江苏省南通县(今通州市)金沙区杨家港镇以南的乡间。那里风景秀丽,物产丰富,家庭手工业品闻名全国,远销南洋。在她儿时的记忆中,那一大片绿荫清水怀抱中,一袭青瓦白墙的宅屋便是她的家。
  张颖出生在公历1921年10月17日。她父亲本名叫张圣模,字小圃,生于1893年1月3日,是祖父张艺甫的大儿子,在当地是广为人知的开明绅士。她父亲兄弟三个,大叔叫张希曾,小叔叫张子聪。除大叔读过洋学堂的中学,父亲和小叔都是跟着祖父读古书,但字写得很好,特别是小叔。兄弟三个都不是种地的,她父亲主要经营木行和开槽坊,用高粱和糯米做酒出售。张颖的母亲是家庭妇女,姓曹,名春娥,小她父亲一岁,是离她家只有三四里路的一个较殷实的地主家庭的长女。张颖兄弟姊妹六个。大姐水儿,学名张宏博,比她大六岁,只上过小学,出嫁后身体不好,三十几岁就因病去世了。哥哥张子嘉,学名张宏猷,比她大三岁。一个弟弟小林比她小三岁,六岁时就因感染霍乱而早逝。还有个小弟张宏献,比她小六岁。宏芳妹年龄最小,比她小九岁。张颖因为生在秋天,小时候家里人都叫她菊儿。上学时长辈给起的学名叫张宏芳,后来妹妹出生后,把张宏芳的名字让给了妹妹,自己改名张宏芬。张颖是她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

张小圃


  张颖生下来只有4斤2两,长辈们说像只猫儿。其父嫌她是个女孩,赔钱货(南通习俗:男方只需准备一间房和一张床,其他都是女方家准备,陪嫁一直要准备到生头一个孩子一至七岁的衣服,如果生几个女儿家里就要陪空了),而且家里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于是就叫人把她装在篮子里,送到地头,希望被人家捡走。后来被张颖的祖父母知道了大骂:“我生了你们那么多孩子,没有一个扔掉,赶快给我捡回来,以后谁都不许扔!”于是家人赶快去地头找,一看,她还在篮子里甜甜地睡觉呢。
  因为这个缘故,张颖的父亲气得几个月一次都不看这个女儿。直到有一天,他无意踱步进入房间,看见摇篮里睡着的她。小小张颖睁开眼冲父亲一笑,父亲高兴起来,说:“这个孩子已经会笑了!”于是就天天过来看她。后来张颖上学门门功课成绩好,她父亲总说“这孩子聪明,幸亏没有扔了她”。张颖说她父亲后来特别疼爱她应该有这层原因,觉得当初对不起她。
  那年头,女孩子自小都要裹小脚。3岁上,家里人拿来裹脚布,张颖性子烈,坚决不让裹。无奈,作母亲的亲自上,将女儿小小的嫩脚裹起来。结果她大哭大闹,大人白天给她裹了,晚上她自己就放掉,裹了放,放了裹。于是母亲就安排两个长工陪她睡觉,看住她。可她闹起来没人能压得住。最后还是父亲发话,说算了吧,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张颖这才有了一双长着大孤拐的“解放脚”,要不参加新四军她用什么行军过敌人封锁线?
  张颖小的时候,受父亲影响很深。父亲很开明,主张孩子都要读书。她在学龄前,或者在寒暑假期间,都被父亲寄托在当过老师的亲戚瞿文达(父亲的表兄)家,教孩子们读书。
  张颖从小就占先。上杨港初小时,中午家族里上学的孩子都在自家开的酒坊吃午饭。有菱角烧豆腐,她先说,我要吃菱角!吃完菱角,一看别的人把豆腐吃完了,就又大闹,哭喊我要吃豆腐!她还时常伙同堂妹张怡到柜上偷卖酒的铜板,拿给家庭困难的同学买东西吃。一次给大姐发现了,受了惩罚。
  张颖在杨港小学上到四年级,11岁那年考上金沙镇上唯一的一所公立完小——金沙小学读高小(五、六年级)。金沙小学位于金沙镇的南边,西洋桥东,离家八九里路,每天走太远,她们十几个农村来的同学要住校。可住校的都是男生,她们七八个女生就一起在当时已停办的北川门小学寄宿。北川门小学到金沙小学有一条河,这些十二、三岁的女同学每天早晨5、6点钟就起床,过石板桥赶到金沙小学吃早饭。吃过早饭,先早读,钟声敲响,老师进教室开始上课。那时她们学习都很自觉、勤奋,没有老师监督,自己看书到很晚,困了打个盹起来继续读书。有时肚子饿了,几个同学就到外面小巷子头上的馄饨挑子上去每人吃一碗。白天在学校上课,晚饭后回到北川门小学自习。开始宿舍不够,合睡一个铺,有一次同住的一位女同学背上痒,张颖帮她挠,没想到那同学是生了疥疮,张颖被传染了。回到家治疗,家人怕她传染,在地板上铺张席子给她睡。夜里发现老鼠来咬她的手指头,吓得大叫。幸亏她外婆来了,才让她睡上了外婆的床。
  金沙小学开有语文、数学、地理、历史、体育等课程,五、六年级各有两个班,每班约有50名学生。校长王心一先生是她父亲的好朋友。学校的老师们教书都很认真,她印象最深的是级任老师李君默先生,应该算是她的启蒙老师。当时,李老师刚刚高中毕业,二十岁不到,主要教她们的语文和数学。她最爱听他的课,所以后来上到师范语文、数学成绩都非常好。李老师除了教课本上的内容,还要她们多读课外书籍。他指定要她们读一些进步作家冰心、芦隐等人的作品,还有一本《爱的教育》,教育学生们如何做人、做事。这些书籍对她影响很大,为张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从思想上奠定了基础。
  在金沙小学毕业之前,李君默老师要她们每个同学都像那些文化人一样给自己起个笔名,于是全班同学都给自己起了一个有新文化意义的名字,并相约都在后面加上一个“君”字,以示对李老师的尊敬和纪念。张颖原来的名字叫张宏芬,是她父亲按家族辈分给她起的名字,从小她就好胜,在老师的影响下思想也比较活跃,就给自己起个新颖的“颖”字,叫张颖君。这个笔名,她一直用到1940年离开家乡参加革命,才改叫张颖。她们班有个女同学叫张景如(后改名黄一冰【注1】),她的姐姐张景明是南通女子师范的毕业生,据说李君默老师后来就与张景明结婚了。七十多年过去,对李君默老师的敬重一直留在张颖心底。
  这些事,到老她都回味无穷,一遍遍讲给孩子们听,这些年她认知障碍发展到所有人都不认了,可只要有人说南通金沙,她眼睛就亮了,嘴里叨叨:“回家,要回家了……”
  张颖生性好强,读书认真,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高小时还很喜欢数学,从来都是满分。她还有个数学老师戴着一顶小小的瓜皮帽,后面拖着一条又细又短的辫子,一副清朝遗老的模样,她就在背后给老师起了一个“瓜皮老师”的外号,大家叫开了,老师也不生气。“瓜皮老师”非常喜欢她,高小期间辅导她自学完了中学一二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当时住校,同学们每天晚上集中在一支五瓦的灯泡下自学,极其昏暗的光线和自觉增加的学习量,使她从此戴上了近视眼镜。她此时学到的速算本领,几十年后还教给了最小的外孙子。
  高小毕业后,她想读南通中学,这样读完中学就可以读大学。“瓜皮老师”亲自拿着她的数学作业登门劝说其父让她读高中,将来上大学。父亲急了,赶到金沙来劝她,难过的说:“你和哥哥同时毕业,我实在无钱供你们将来上大学。你们读师范不交学费,还有伙食补贴,毕业后不用上大学就可以当老师,自立于社会。”张颖一心想上大学,伤心得蒙头大哭一场,但最后还是体谅到父亲和家庭的难处,只好读了南通女子师范。哥哥子嘉读的是通州师范,因为生了两年病,读中学时和她同年级不同校。
  哥哥爱打篮球,成绩不如她。每次成绩报告单拿回来一比,各门课成绩哥哥都差一点,连同美术课哥哥都比不过。哥哥气不过,说:“你美术课也能拿九十几分,我就不信,你画个中堂给我看?”假期回去,作文本长辈都要看。比哥哥大不了几岁的小叔,看到哥哥的作文一连多少个“了”字,就一边笑一边大声念给大家听,急得哥哥在后面追着跑。
  讲到这些童年往事,张颖总会怀念起她的父亲。张颖的父亲为人正直,热心公益,同情劳动人民,热心为群众排忧解难。每到夏天,父亲会把容易生病要用的药整箱买回来备用。群众得了病,包括得了霍乱、疟疾和腹泻等,都到家里来找父亲要药。父亲的人格魅力,使他赢得声望,方圆几十里,人人都尊称他为“大先生”。
  她父亲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文化教育。她的家境并不富裕,常在窘困之中,可他父亲宁可借钱押当也竭尽所能供五个孩子都念书。特别是顶着闲话供女孩子们读高小、读中学,很不容易。张颖兄妹读中学时,为交学费,他父亲采用当地流行的“请会”【注2】的办法。聚会时,她父亲拿出儿女的奖状和成绩单给亲友们看,恳求他们说:“这样的孩子不给他们上学,太可惜了!”大人们在堂屋里吃饭议事,孩子们在隔壁听着,热泪盈眶,个个都万分珍惜那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日本鬼子侵略中国,1938年3月,继上海沦陷后,南通县城、金沙镇也相继被日寇占领,就连杨家港这个小镇也常受到敌伪军的骚扰。国难当头,张颖是大家庭中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革命的。接着她的兄弟、她的妹妹、大叔家的独女、小叔家的两个儿子都相继离家参加了革命。这是个很了不起的革命家庭。
  1938年的3月18号,日本鬼子占领了南通城,1939年南通女师迁到了金沙,不久又迁到上海。在此期间,张颖参加了我党外围组织“上海学生协会”,进行过抗日义卖捐献、反对学校向汪伪政府登记和团结进步同学等抗日救国活动。后来,女师再迁回南通,1940年初又迁到如皋丰利镇。1940年9月张颖随南通女师辗转读完高中。
  上南通女子师范后,她遇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老师——吴天石【注3】。吴天石先生很有文学才华,是她的语文老师,张颖听他的课非常入迷。吴老师也欣赏张颖的作文,几乎每篇都要拿到全班同学面前做范文,还介绍她和一批同学看《洪流》、《家、春、秋》以及高尔基的许多进步作品,把她们叫到自己宿舍,对她们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抗日大局,这些进步思想把张颖和一大批同学一步一步引向共产党,所以后来张颖经常这样说:“吴天石老师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吴天石告诉张颖和几个进步同学新四军是抗日的部队,他可以介绍她们去新四军,要她们毕业后就在家等消息。此时,有人请张颖到南通县杨家港孙氏小学教书,刚教了三个月,接吴老师来信,说新四军已经到了盐城。张颖立即约了七个同学,“骗”病中的母亲,说是去上大学,上抗日的大学,一年后就回来。哥哥子嘉也要去。父亲知道儿女是要去参加革命,不阻拦,但说了一句“你们两个只能走一个。”这事张颖哪里肯让别人?第二天早上别人还没起床,她偷拿了床家里的被子就悄悄先走了。
  沿途都是敌人的岗哨,张颖她们终于来到了盐城新四军根据地。
  盐城是新四军的军部,陈毅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新四军在那里办了两个学校,一是抗大五分校,一是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是邱东平【注4】,政委由刘少奇兼,下设有四个系,音乐系、美术系、戏剧系、文学系,文学系主任由邱东平兼。张颖和同学们来到鲁艺,她与吴静芳选择进了文学系,张彤进了美术系,徐家莲进了音乐系,瞿某进了戏剧系,还有的进了抗大五分校。有个男同学叫陆衡,他父亲叫张颖带他一起出来,走到东台,他先进了新四军设在那里的行政学院。
  张颖是1940年12月进鲁艺,1941年8月经指导员吕岡之(后牺牲)和同学苏允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鲁艺,大家每个星期到大礼堂听报告,作报告的有刘少奇、陈毅,还有陆睢(是个女的)等。听报告前,学生们在大礼堂排排座,唱歌。当时邱东平是文学系教授、莫朴是美术系的教授,何士德是音乐系的教授。女同学住在有地板的房子里,早上五点钟上操,还站岗。吃饭没有桌子,站着吃,就这样也很高兴。
  1941年7月,日伪军在苏北盐城地区大扫荡,突然包围了新四军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在突围中许多教师、学员不幸被俘,还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邱东平  老师也在这次突围中为掩护鲁艺师生员工撤退英勇牺牲。文革后期,国内大型文艺刊物《收获》刊载了小说《东平之死》,她从小女儿处知道了,一口气看完,落泪,告诉小女儿:“这不是小说,都是真实的,就是我的鲁艺老师邱东平,非常有文学才华!”
  鲁艺就此撤退到乡下,一部分到苏北,文学系和美术系到了苏北涟水一带。正好当时苏北联抗部队也在涟水受训,联抗部队领导是黄一峰。和黄一峰在一起工作的李俊明是南通的文化人,和张颖的老师吴天石熟悉,就问鲁艺要10个人。于是,张颖被要到苏北联抗政治部去办报纸。
  在联抗,有一天,已在南通县里工作的哥哥张子嘉来了,告诉张颖说母亲去世了,父亲在家哭的不得了,无论如何要她回去一趟。张颖请假回去,母亲已经安葬。
  从部队回到家里,张颖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脱下军装换回旗袍,在部队习惯了大步流星的她迈不开步子迈不开腿,索性两手拎起旗袍的下衩大步走,老人们看了直摇头,她却笑着得意了一辈子。
  在家呆不了多久,张颖闹着回部队。父亲是深明大义的人,同意她回革命队伍。途经县里,碰到了南通县委书记周一峰,他不让张颖回原部队,因为县里文教科里没有一个党员,便强留她在南通县文教科担任县教师抗日协会总干事,兼中共通中教师支部书记(当时南通分通中、通西、通东三大片)。 那时寒假、暑假都要办教师学习班,作报告,主要是组织教师交流体会,以及做一些教师抗日协会的工作。她在教师中进行游击教学,课本都是用的抗日教材。在靠近敌战区的小学上课时,怕敌人来,都准备了一本伪课本,敌人来了放在上边,敌人走了,就用抗日教材讲课。还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因此建成了通中、通东、通西片支部。张颖经常去这些地方,要经过公路,就化妆成农村妇女,系着围裙,挎个篮子,将近视眼镜当望远镜,放在篮子里,压在青菜下面,走一段路趁没人时戴上,看看远处有没有敌人,然后藏起眼镜再往前走。那时,弟弟宏献才十三、四岁,给她当小通信员,陪她去开会,送信送文件都是宏献给她跑。
  1942年底开始,日伪军在南通地区实行大扫荡、大清乡,敌人经常从据点下乡,张颖家的人都不能住在家里,都疏散到周围群众家里去。到1943年秋天,日伪军第一次“清乡”失败。这期间,敌人有个把月没有下乡,大家思想上有点麻痹,晚上不再躲出去,有时就住在了家里。
  有一天,张颖和哥哥子嘉一起回到家中。后半夜,张颖还在书房清理文件整理东西,突然大姐过来说:“不好了,敌人来了。”问:“你怎么知道?”大姐说已经听到窗外有皮鞋声。张颖、子嘉、宏献,还有一个通信员袁文献,忙从客房穿过天井到小叔家厨房,打算开了后门沿河边向北走。谁知走在前面的通信员刚拉开后门的门闩,敌人的刺刀就刺进来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整个宅子都被包围,逃是不可能了。
  来的有21个鬼子、一个翻译,还有一个带路的。全家人退回到天井。父亲非常沉着,说:“大家不要慌,由我来应付。”
  敌人将家里人都赶到大门外面打谷场上,他们在里面抄家,父亲站在大门口被询问。一家人坐在草堆上,四个鬼子把守,一个拿着机关枪站在东北角,还有一个拿着掷弹筒站在前面监视。张颖当时心想:不知这些敌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金沙来的,就没话讲了。因为金沙的敌伪军知道她们兄妹参加新四军,都在县里工作,来抄过很多次家,连玻璃台板下的照片都被他们拿走了。另外,当时已有不少教师被捕,金沙的敌人什么情况都知道。不过如果是从其它地方来的敌人,可能还不明底细。张颖那天穿着旗袍,她想如果敌人问,就准备说自己是做家庭教师的。
  敌人抓的那个带路的,是我方的税务工作者。他认识张颖兄妹,可是没有供出他们。恼怒的敌人当天下午就将他杀害了。
  敌人在家里搜查时发现,客房地上有一些烧过的纸灰,就出来大声喝问:“烧的是什么?”张颖心里一惊,那是前一天她烧掉的文件,还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是我烧的小孩子生疥疮擦药用的纸。”怀里抱着侄儿的大姐挺身而出,抢着回答,随即将孩子身上的疥疮露给鬼子看。
  敌人又问,“区公所(指我区政府)是不是在你们家?”
  父亲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区公所还会在我们家?”
  父亲急中生智,拿出当初金沙伪方想聘请他担任职务的聘书给敌人看,说明没有问题。敌人一看,只好作罢,打道回府了。
  真没想到,当初被父亲严词拒绝的伪方聘书,竟然在对付敌人时发挥了作用。事后知道,这批日军的确不是金沙驻军,是外地下乡的流动小分队,目的是为了寻找我县区政府,并不了解我家情况。不过,那次敌人把家里床边踏板下藏的十万法币抄走了,那是一笔父亲为防有人被捕时备用的活动费。
  那天敌人还抄了她家在杨港的酒坊和她外婆家,三处同时被抄,不出事确是侥幸。
  张颖回去后,写信向县委书记周一峰报告了情况,受到严厉批评。说她“麻痹大意,出了问题谁负责?!”
  接受这次教训,父亲说:“我这个家不要你们管,以后你们都不能在家住。”此后,家里长期空着门,连做酒的师傅晚上也是住到邻居家,全家真正过起了游击生活。
  一些天后,张颖经过金沙区委遇到区长瞿树滋,瞿告诉她,你家里被敌人毁了,回去看看吧!张颖硬着头皮回到家,一看,一片狼藉,地板被撬开了,作坊里做酒的大缸、盛酒的坛子都被敲破了,凡是家具等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据说是被敌人用两只大船装走了,连梁上的木料也被运走了。
  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不久后,地委通知县委撤退一些干部。张颖也接到通知,北撤到处于如东县的苏中区党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当学员没几天,组织上把她调去苏中公学。

张颖


  张颖到苏中公学在学员六队当支部委员和学习班长。一至六队学员队在第一批整风结束后,有还未搞清问题的学员,加上在整风中受到过“左”倾伤害的同志,集中起来编成十六队继续进行整风学习。张颖作为整风学习骨干,又到十六队帮助他们学习,并重点做了纠偏的工作。
  十六队工作即将结束时,张颖被调到机关。因为宣教科成立后,考虑要办校报。在她之前,杨力航、张效琳同志已调来办报。但张效琳同志当时还不是党员,杨力航同志又要下连队当指导员,需要调一位同志替补。讨论时许多同志推荐她,说她是吴天石的得意门生,又有工作经验,但吴天石同志避嫌不说话。最后是政治部主任夏征农拍板,决定调她。这样她就调到了宣教科,从1944年冬开始了她难忘的一段办报生涯。
  我和张颖是在苏中公学认识的,前面所讲的我和她恋爱到结婚的佳话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注1】黄一冰,原名张景如,江苏通州(今南通)人。中共党员,离休干部,现年91岁。于1940年参加革命,长期从事教育、外事领域工作,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领事馆领事等职务。
  【注2】“请会”是南通地区一种亲朋好友间互助的形式。每人商借一部分钱集中起来,摇签决定轮流使用,使用者只需付很少的利息。
  【注3】吴天石,原名毓麟,笔名史坚。江苏通州(今南通)人。1932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副校长、华中大学第二教务长。建国后,历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对语文教学改革有系统见解。著有《教育书简》,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
  【注4】邱东平(1911―1941)原名席珍。广东海丰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中宣传抗日救国,鼓动中下层官兵奋起抗日。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随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日前线做部队政治工作及民运工作。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 1936年初,与宣侠父等组织“民族解放革命同盟”。7月,和鲁迅等63人共同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叶挺转战江南。 1938年5月,任新四军一支队政治部工作科科长,兼任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的秘书。同年7月,任中共苏南工委委员。1939年2月,参加延陵、丹阳战斗和珥陵河川伏击战,1941年初,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撰写长篇小说《茅山下》前五章,描述新四军同日军激战的壮烈场面及茅山人民战斗生活的情景。同年夏,1万余名日伪军进行大“扫荡”。7月23日傍晚,率200余名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师生向盐城西南转移。24日晨,遭日伪军袭击。带领几名战斗人员固守一座小桥,掩护师生员工撤退。于战斗中牺牲。时年30岁。1943年10月,陈毅在《革命烈士纪念文集》序言中,对其牺牲十分惋惜,谓:“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殒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

国恨家仇,壮士英魂


  张颖到新四军后,她的哥哥、弟妹,包括大叔小叔家的叔伯弟妹都相继参加了革命。哥哥张子嘉和嫂子易尊五在南通地区坚持斗争,其余的都转战在苏北和山东各个战场,失去音信。渡江战役期间,张颖接到在我南通县政府工作的嫂子来信,未及高兴,却得知父亲和小叔已先后惨遭敌人杀害的噩耗,她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张颖的父亲张小圃先生“虽属工商业者兼地主,但为人正直,富有民族正义感,一向热心地方福利事业,为群众排忧解难,是当地较有名望的开明人士”【注1】。大革命时期他就同情农民运动,对共产党有接触,有了初步认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挺进苏北,特别是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以后,张颖父亲思想、立场更是发生了重大转变。
  1940年秋,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挺进苏北地区,在掘港镇建立了苏北指挥部。同年11月24日,梁灵光同志带领秘书吴天石、警卫员洪刚一行三人来到北兴桥国民党南通县政府所在地,凭着共产党人的智勇胆识,以新四军为强大后盾,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接管了国民党县政府和县保安旅,并很快召开了由各区区长参加的行政会议,宣告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建立,由梁灵光任县长和县保安旅旅长。
  新的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县政府对当地一些有正义感、有名望、主张积极抗日的绅士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工作,把他们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共同奋斗。1941年夏初,在建立金沙区政府时,县政府领导物色区长人选,曾要求张颖父亲出来担任金沙区区长。她父亲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转推荐了瞿树滋同志,自己配合并支持自己的长子张子嘉出来担任区队长,后到县里搞教育。
  在民主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南通县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政会,张颖父亲应邀出席,并被选为县参议员。随着各区参政会的相继召开,又被选为金沙区参政会副主席。
  张颖父亲在协助抗日民主政府工作中,与地方各级干部联系越来越密切。县长孙卜青,区长瞿树滋、区委书记王余积以及县文教科的吴子桢,《江海导报》的宋军、蒋宁、纪康明、邢法等同志都常来常往,他们有时在她家开会、办公、休息。还有不少从敌占区介绍来根据地的青年,经过她家转送到新四军去参加革命工作。她家当时实际上成了新四军的接待站或联络处。
  1941年秋冬,日伪军侵占金沙后,为了政治伪化的需要,他们力图拉拢当地一些头面人物组织“维持会”。原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头目张圣伯、徐训典等人投靠日本人,当上了伪七师二旅头目。他们要张颖父亲出任金沙区伪维持会长,后又要他担任伪清乡特区公署的“地方事业促进会”主任,还派人送来邀请信、委任状等,企图造成既成事实。
  父亲坚决不当汉奸,视其为奇耻大辱。经常骂来劝说者“没有中国人的骨气”,对家人说:“国家坏就坏在这些汉奸手上!”敌伪军见对张颖父亲软的一手不成,转而采取种种威胁手段想逼父亲就范。大扫荡期间,经常有小股敌伪军下乡骚扰,有时还化装成便衣,凡到杨家港南边一带,必到她家来“光顾”一番。她家的人一听说金沙的敌人下乡来,就事先躲出去,夜里经常在附近老百姓家借宿,依靠群众的掩护与敌人周旋。有一次,日伪军扫荡路过她家,将家里栽种在小溪边的一排柏树的树头全部砍光。她父亲看到后说:“这是做给我看的,我倒要看看是我的头硬,还是树的头硬!”
  从1943年秋到这年年底,日伪搞“延长清乡”、“高度清乡”,斗争愈加残酷。这天,敌人开来两只大船,停靠在她家东头的大河里。把她家所有的桌椅板凳、床柜、橱箱、衣物等等凡是能搬动的东西全部搬到船上,一直搬到傍晚,连一个小板凳都没留下。不能搬走的也都被毁得千疮百孔。小叔家和她家相连,同样遭到劫难。
  面对这个惨象,张颖父亲、小叔及家人满腔悲愤,但没有一人掉泪,横下一条心与敌人斗争到底。父亲和小叔估计敌人可能还会来拆房子或烧房子,当即决定自己动手把房子拆掉。当晚在几十个乡邻的帮助下,花了一夜时间,将所有房子拆了,木料转移到附近邻居家。父亲身为张家长子,讲究孝道,从来都把祖传家业看得很重,但是没有国哪有家,一切为了抗日,他早已把个人财产置之度外!果然没有隔几日,日伪军又来,一看她家房子已拆,恼羞成怒,便将留在屋基边的砖瓦统统运到杨家港镇上砌了碉堡。
  县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即派人来进行慰问和救济。此后,又将张颖的父亲、继母和妹妹宏芳转移到较为安全的中心地带如东县苴镇附近。那时张颖的弟弟宏献已和大叔的女儿张怡一起离开家乡投身革命,宏芳不久也随如皋中学二院并入苏中四分区专门学校学习,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父亲和继母直到形势好转,抗战胜利前夕才返回故乡。他们就在自己家原为厕所的地基上改搭了几间简陋的房子住下来,直至1947年1月父亲牺牲。
  张颖大叔家所在的杨家港镇当时是日伪军从金沙到东社、三余镇的必经之路,几乎每天都受到侵扰,老百姓恨之入骨。1943年9月10日下午,我南通县警卫团出动一部分人连同区小队在杨家港打了一次伏击战。在伏击战前夕,县警卫团八连连长曾访问当地群众,问大叔:“在这里打仗,事后敌人要来报复的话,你有什么意见?”大叔说:“只要是打日本鬼子,我们都同意,受一点损失也值得。房子烧了也不要政府赔。”这次伏击,我方共打死一个班的伪军和两个日本兵,其中有一个鬼子小队长。当晚日伪军果真来报复,几乎烧光了杨家港一条街的房子,张颖的大叔家也未幸免,他果然对此毫无怨言。
  这就是张家三兄弟,为了抗日,为了革命而倾家荡产!
  张颖的父亲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坚持民族气节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受到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高度赞赏,特地赠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舍己为群”四个大字。当时的南通县报纸上也曾专门报道过她父亲的事迹。

  抗战胜利后,在惩处叛国汉奸运动中,张颖父亲被任命为南通县惩奸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县长孙卜青兼任。在一次金沙公审汉奸的万人大会上,父亲以自身的遭遇和当地百姓所受的迫害,进行了血泪控诉,痛斥日伪汉奸的罪行,群众听后无不义愤填膺。最终叛逆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惩奸运动基本告一段落后,1946年5月4日党中央发出了“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改政策。在土改运动中,张颖的父亲又一次显示出高风亮节。过去抗战中他不怕牺牲,积极拥护减租减息,抗战胜利后搞土改,他又主动将自己十几亩自种田全都献给了农会,并积极协助当地贫下中农协会开展工作。
  当时,张颖在苏中二分区人民报社工作,曾接到父亲来信,说自己已把土地全部献出,并且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已经两次向县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当时张颖是多么为自己的父亲高兴,为自己的父亲骄傲啊!
  1946年冬,国民党卷土重来,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反动地主组织还乡团,乘机对贫雇农反攻倒算,进行疯狂的报复,斗争的残酷性有甚于抗日战争。
  这时南通县金沙区国民党还乡团的大头目顾佐卿、陈又奇、陆应均等人认为张颖父亲与他们原属于一个阶层,理应同他们一条心,于是施展拉拢、威胁的故伎,多次动员父亲去金沙镇“共同反共”,均遭她父亲拒绝。父亲一如既往地与共产党联络,递送情报。国民党还乡团见她父亲坚持跟共产党走、为共产党办事,恨之入骨,就打算对父亲下毒手。
  基于这样严峻的形势,我们党曾派瞿树滋同志动员父亲转移到后方去。就在父亲被害的前三天夜里,新四军金沙区做联络工作的陶不吝、刘文斌以及短枪班班长李鹤松同志带了一个短枪班,到家里与父亲接头。陶、刘和父亲在屋内谈话,李在外警戒。父亲谈了一些敌匪活动情况,又谈到顾佐卿动员他去金沙“自首”,被他拒绝。陶、刘听后,担心父亲被害,又一次要求他转移。但父亲不同意,认为自己在当地有较好的群众关系,地形又熟悉,可以在原地坚持斗争。区干部觉得父亲能在当地坚持斗争,对稳定群众情绪,联系我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也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同时我方当时确实也没有稳定的后方,就暂时同意了父亲的意见,约定三天后再来与父亲详谈。
  没想到就在第三天,也就是1947年1月3日,父亲53岁生日的这一天,刚刚入夜,还乡团陆振亚部下一行五六人,冒充新四军南通县警卫团敲家门,要张颖父亲开门为他们烧开水喝。父亲信以为真,当即披上衣袍而起。门一开,一阵乱枪射来,父亲身中九弹,当即倒地气绝身亡。当时,继母和哥哥子嘉五岁的儿子铭儿还睡在床上,子弹穿过蚊帐,墙上密密麻麻留下一排枪眼。
  父亲牺牲以后,《江海报》作了报道。我专署负责同志曾指示县政府,打算举行追悼会以表彰父亲的革命气节,以鼓舞斗志,后来因斗争环境恶化未能举行。
  父亲的后事全由小叔操办。父亲的牺牲给小叔带来巨大的悲痛,当时他在给子嘉的信中写道:“近日你父惨亡,恨不能追之于地下,故心痛不止,恐难久活人世,此仇此恨恐我独立难报。”嘱子嘉兄妹:“杀父之仇,其深如海,虽不能即日报雪,务要牢记,勿忘以图报之于将来,更要在仇人不能死灰复燃之日……”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父亲牺牲之后的半年多,张颖的小叔也遭到敌顽的残酷杀害。
  从抗日战争前直至抗战胜利,张颖的小叔一直担任本乡乡长。尤其在新四军到达她的家乡之后,小叔作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层干部,更是不辞辛劳,积极完成县、区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包括筹粮、筹款、收集传送情报……
  抗战胜利后,内战爆发在即,我南通县十总区区委根据斗争需要,决定免去张颖小叔公开的乡长职务,让他担任十总区情报通信员,转入地下工作。小叔义不容辞地接受了此任,在当时那种极为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为我党搞了不少情报。
  1947年春,金沙区顽伪区队长陆振亚等人屡次威迫张颖的小叔去自首,小叔皆坚决拒之。3月初,小叔曾被顽敌抓捕,带至金余镇进行威迫。小叔正言厉色与顽敌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他说:“我为抗日担任乡长,置毁家于不顾,不敢言功,何罪之有?鼎鼎有名汉奸不惩,反要我自首,难道是抗日有罪,附敌有功?!”小叔的义正言辞,使顽敌理屈辞穷,不得不将其放回。后来约在8月初,县长瞿树滋写信给金沙顽伪头目陆振亚,要陆向我方投降,这封信是由小叔设法转交的。陆振亚接此信后,知道小叔仍在为共产党做事而恨之有加。
  1947年8月27日,小叔正在田间劳作,不慎又被陆振亚匪徒抓捕,同时被抓走的还有二十多位群众。我十总区区队闻讯,随即赶来营救。匪徒情知不妙,将群众全部释放,仅留小叔一人,急拖至杨家港西边龙渡口进行残酷鞭打。见他不肯屈服,最后用刺刀剖开小叔的胸膛,挖掉他的眼睛。小叔被活活折磨,至死仍骂不绝口。敌人不解恨,怕小叔不死,又补上几枪。小叔牺牲的场面,悲壮至极!
  解放后,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刽子手陆振亚等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政府镇压,得到应有的下场。
  父亲被害时,哥哥子嘉虽在本地坚持斗争,但离家百余里,到第三天才得到消息。鉴于当时的斗争环境,他不能回去最后见上父亲一面。小叔牺牲,子嘉虽是我金沙区区长,但残酷的环境将他们逼退到海边,也是后来才得到噩耗。其时,张颖和其他弟妹更是正转战在解放全中国的不同战场,音信无法相通。一封父亲牺牲后小叔给张颖的信,因当时张颖已随华中局北撤山东,未能收到。直到解放后,才从子嘉处看到此信的底稿。心中之痛,无法言表。

  认识了张颖,我也一个个认识了张颖的家人。1944年,张颖从苏中区委党校转到苏中公学以后,她的哥哥子嘉、弟弟宏献、堂妹张怡也陆陆续续来到了苏中公学,后又各奔战场。
  最小的妹妹张宏芳,从新四军苏中四分区专门学校毕业后到贸管局工作。上海解放,她参加接管花纱布公司,在那里与张颖和我相聚。后来,组织上送她到上海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财经学院,她与同学朱崇儒相知相爱,经过我们姐姐姐夫的“考察批准”,于1953年结为夫妻。宏芳离休前曾任上海中医学院马列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没想到2001年秋因病去世,走在我们前面了。
  弟弟张宏献,离开苏中公学后长期在野战部队,战斗在第一线。解放后张颖和他的首次相会是1950年初在上海火车站。当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72师作战参谋,部队准备打舟山,他带着营以上干部提前去看地形。宏献在的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莱芜战役,他们6000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1万,其中击毙击伤3000多、俘虏1.9万。战争中宏献立下四次战功,孟良崮、长山岛、上甘岭都留下了他的英姿。1962年他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成了孩子们最崇拜的“偶像”。后来我们的儿子、女婿都曾在他的部队服役,他是孩子们最亲最敬的舅舅。宏献离休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4军副军长。

左起:张子嘉、张宏芳、张颖、易尊吾、张铭


  大哥张子嘉长期在地方坚持斗争。渡江战役时带民工团南下,上海解放后任新四军苏南公学副校长(驻常熟)。江苏组建省政府,吴天石当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将子嘉要去做副厅长。后来又调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
  劫后余生,骨肉战后相聚,想想兄妹几个在战争中无一伤亡,可是最最亲爱的父亲和小叔却早早倒在血泊之中,真是欲哭无泪,悲痛之情一直强压在心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恢复。1979年张颖的小叔张子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8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苏复 [1985]10号文批准,追认张颖的父亲张小圃为革命烈士。
  1985年4月22日上午,南通县政府在县烈士陵园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半年之后,在父亲牺牲的宅基地上,修建了烈士墓,把父亲、小叔的遗骨移入,墓上竖起父亲和小叔两块烈士墓碑,墓地四周栽植了青松翠柏。
  每年清明油菜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各家都会相约从上海从南京从北京从海外来墓地祭扫。前些年,我和张颖行动已经不便,孩子们用车用轮椅推着我们来祭奠英魂。站在先辈英烈墓前,老辈们会一遍又一遍给后辈们讲曾经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惨烈,讲这个家族革命的传统,讲革命传统的代代相传……  
                                               
  【注1】 此段对张颖父亲的评价摘抄于1985年4月20日南通县召开张小圃烈士追悼会的讣告以及南通县领导在张小圃烈士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
 

作者:宋廷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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