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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南通反日伪清乡扫荡时的一段经历——根据老新四军张颖一段回忆录音整理

【信息时间: 2016-8-1   阅读次数: 】 【打印】【关闭】  

 

  盐城是新四军的军部,陈毅是军长,刘少奇是政委。新四军在那里办了两个学校,一是抗大五分校,一是华中鲁迅艺术学院。鲁艺院长是邱东平,政委由刘少奇兼。
  我是1940年12月进鲁艺,1941年8月经指导员吕岡之(后牺牲)和同学苏允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鲁艺,大家每个星期到大礼堂听报告,作报告的有刘少奇、陈毅,还有陆睢(是个女的)等。听报告前,学生们在大礼堂排排座,唱歌。当时邱东平是文学系教授、莫朴是美术系的教授,何士德是音乐系的教授。女同学住在有地板的房子里,早上五点钟上操,还站岗。吃饭没有桌子,站着吃,就这样也很高兴。
  1941年7月,日伪军在苏北盐城地区大扫荡,突然包围了新四军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在突围中许多教师、学员不幸被俘,还有不少同志壮烈牺牲。邱东平老师也在这次突围中为掩护鲁艺师生员工撤退英勇牺牲。鲁艺就此撤退到乡下,一部分到苏北,文学系和美术系到了苏北涟水一带。正好当时苏北联抗部队也在涟水受训,联抗部队领导是黄一峰。和黄一峰在一起工作的李俊明是南通的文化人,和我的老师吴天石熟悉,就问鲁艺要10个人。于是,我被要到苏北联抗政治部去办报纸。

  在联抗,因母亲去世,回家奔丧。回部队途经县里,碰到了南通县委书记周一峰,说县里文教科里没有一个党员,他负责与部队交涉,强留了我在南通县文教科担任县教师抗日协会总干事,兼中共通中教师支部书记(当时南通分通中、通西、通东三大片)。那时寒假、暑假都要办教师学习班,作报告,主要是组织教师交流体会,以及做一些教师抗日协会的工作。我在教师中进行游击教学,课本都是用的抗日教材。在靠近敌战区的小学上课时,怕敌人来,都准备了一本伪课本,敌人来了放在上边,敌人走了,就用抗日教材讲课。还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一部分党员,因此建成了通中、通东、通西片支部。我经常去这些地方,要经过公路,就化妆成农村妇女,系着围裙,挎个篮子,将近视眼镜当望远镜,放在篮子里,压在青菜下面,走一段路趁没人时戴上,看看远处有没有敌人,然后藏起眼镜再往前走。那时,弟弟宏献(离休前为24军副军长)才十三、四岁,给我当小通信员,陪我去开会,送信送文件都是宏献给我跑。
  1942年底开始,日伪军在南通地区实行大扫荡、大清乡,敌人经常从据点下乡,家里的人都疏散到周围群众家里去。到1943年秋天,日伪军第一次“清乡”失败。这期间,敌人有个把月没有下乡,大家思想上有点麻痹,晚上不再躲出去,有时就住在了家里。
  有一天,我和哥哥子嘉(离休前为上海中科院副院长)一起回到家中。后半夜,我还在书房清理文件整理东西,突然大姐过来说:“不好了,敌人来了。”问:“你怎么知道?”大姐说已经听到窗外有皮鞋声。我、哥哥子嘉、弟弟宏献,还有一个通信员袁文献,忙从客房穿过天井到小叔家厨房,打算开了后门沿河边向北走。谁知走在前面的通信员刚拉开后门的门闩,敌人的刺刀就刺进来了。这时大家才知道,整个宅子都被包围,逃是不可能了。
来的有21个鬼子、一个翻译,还有一个带路的。全家人退回到天井。父亲非常沉着,说:“大家不要慌,由我来应付。”
  敌人将家里人都赶到大门外面打谷场上,他们在里面抄家,父亲站在大门口被询问。一家人坐在草堆上,四个鬼子把守,一个拿着机关枪站在东北角,还有一个拿着掷弹筒站在前面监视。我当时心想:不知这些敌人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金沙来的,就没话讲了。因为金沙的敌伪军知道我们兄妹参加新四军,都在县里工作,来抄过很多次家,连玻璃台板下的照片都被他们拿走了。另外,当时已有不少教师被捕,金沙的敌人什么情况都知道。不过如果是从其它地方来的敌人,可能还不明底细。我那天穿着旗袍,想,如果敌人问,我就说自己是做家庭教师的。
  敌人抓的那个带路的,是我方的税务工作者。他认识我们兄妹,可是没有供出他们。恼怒的敌人当天下午就将他杀害了。
  敌人在家里搜查时发现,客房地上有一些烧过的纸灰,就出来大声喝问:“烧的是什么?”我心里一惊,那是前一天我烧掉的文件,还没来得及清理干净。
  “是我烧的小孩子生疥疮擦药用的纸。”怀里抱着侄儿的大姐挺身而出,抢着回答,随即将孩子身上的疥疮露给鬼子看。
敌人又问,“区公所(指我区政府)是不是在你们家?”
  父亲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区公所还会在我们家?”
  父亲急中生智,拿出当初金沙伪方想聘请他担任职务的聘书给敌人看,说明没有问题。敌人一看,只好作罢,打道回府了。
  真没想到,当初被父亲严词拒绝的伪方聘书,竟然在对付敌人时发挥了作用。事后知道,这批日军的确不是金沙驻军,是外地下乡的流动小分队,目的是为了寻找我县区政府,并不了解我家情况。不过,那次敌人把家里床边踏板下藏的十万法币抄走了,那是一笔父亲为防有人被捕时备用的活动费。
那天敌人还抄了我家在杨港的酒坊和我外婆家,三处同时被抄,不出事确是侥幸。
  接受这次教训,父亲说:“我这个家不要你们管,以后你们都不能在家住。”此后,家里长期空着门,连做酒的师傅晚上也是住到邻居家,全家真正过起了游击生活。
  一些天后,我经过金沙区委遇到区长瞿树滋,瞿告诉说,你家里被敌人毁了,回去看看吧!我硬着头皮回到家,一看,一片狼藉,地板被撬开了,作坊里做酒的大缸、盛酒的坛子都被敲破了,凡是家具等值钱的东西都没有了,据说是被敌人用两只大船装走了,连梁上的木料也被运走了。
  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不久后,地委通知县委撤退一些干部。我也接到通知,北撤到处于如东县的苏中区党委党校学习。在党校当学员没几天,组织上调我去苏中公学。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大女儿宋晓雁整理修改于2013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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